逃离自然选择之手
                                   ——遗传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自从生命诞生以来，自然界就始终没有让生命的发展变化脱离自己的控制，她所运用的办法最终于19世纪被生命所认识：达尔文通过《物种起源》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从此人们真正有机会认识人为什么会是人，以及现在的生物世界究竟又是如何构成的。但是在那时人们仍然无法了解自然选择的根本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也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如果我们了解了一种东西的一些方面，就想不断了解更多，最终掌握它并用它来做些什么。就自然选择而言，人们的最终目的就是逃离自然选择的掌控并反过来控制自然选择。
    1953年的那个春天，沃森与克里克破解DNA双螺旋结构之后，我们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沃森则在他写的这本《DNA：生命的秘密》中通过阐述自那时以来我们所了解到的遗传学有关的知识，告诉我们遗传学是什么，借助对基因的了解我们能做些什么，而在不断地反思这短短不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位诺贝尔奖得主还为遗传学将来的发展整理了不少教训。
    遗传学是一门有“原罪”的科学。在人们丝毫不了解遗传的分子机理时，优生学曾为种族主义的肆虐“贡献”很多。从美国的种族主义大肆泛滥到纳粹的种族灭绝，优生学都假借科学的名义仅因人的种族不同宣判其死刑，甚至很多至今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受其蛊惑。今天回过头来，凭借最近对人类基因组的了解我们发现，当年针对所谓种族的歧视政策甚至根本就是毫无道理的，人与人的差别完全不能仅凭借肤色、出生地以及宗教信仰来加以区别。
    然而，今天我们对遗传学曾经所犯下的错误（其实那甚至不能算是遗传学的错误）加以反思的同时，却发现我们不得不为那些毫不相关的人做的事来承担责任。尽管今天即使一个没有接受过生物学高等教育的人也能很轻易地将一些疾病与基因相联系，但更多的人内心深处对遗传学还是有很深的误解，特别担心那些摇试管的科学家们会有那么一两个“邪恶博士”，在食物或者药物中加点东西改变人类的基因，最后实现他统治世界的目的。
    看看现实与历史吧。如今很普通的质粒重组实验，在诞生初期甚至需要很多科学家专门开会，由政府出面来干预这一无害的科学研究活动；原本可以造福人类和环境的基因改造作物，却在很多地方受到非理性地抵制；发展依靠DNA信息检测来判定胎儿是否有遗传病的技术不仅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还有那些深受疾病困扰的民间团体的反对；DNA指纹技术在法医学上的应用也远非一帆风顺；……这里面有对科学认识不够深入带来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我想还是人们对遗传学的认识问题。
    当一项技术仅仅是针对外界环境时，比如修建大桥这样的事，很多距离很远的人也许不会关心；但是一项与基因有关的技术一旦提出，人们都会偏向于往坏的方面想：假如这项技术会对人造成糟糕的影响呢？这应该是很正常的反应，但很有意思的是，这种反应也是由我们的基因来决定的。而科学界对很多知识的不透明政策或者叫懒得说政策使得普通人越来越担心遗传学的飞速发展会带来什么问题。这是阻挠对基因的知识进一步研究和应用带来麻烦的主要原因。还有就是前面所说的“原罪”。有一些敏感问题我们不能碰，比如不能研究肤色有关的基因会对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因为那总是有可能被种族主义者所利用的东西。
    可以说，当今影响遗传学发展的因素不在于遗传学本身或者技术手段不够，而在于社会和政治对科学发展的限制。包括科学家在内尽量要的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姿态，研究杂交水稻高产的民族英雄，研究转基因水稻高产的则是汉奸卖国贼，这样一些毫无道理的逻辑充斥网络和人的头脑。沃森在书中的一句话说的好：“拥有知识，就算是可能令人不安的知识，也都比无知好。”因为正常来讲，只有了解到可能存在危害的东西究竟怎么回事，才能更好地避免其危害，仅仅因为可能有危险就禁止了解，无异于掩耳盗铃，甚至会因为其有害的一面被处于暗处的坏人利用，反过来造成危险。
    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能够全面破解基因调控生命的机制，并开始主动扮演“上帝”的角色——我也相信那一天一定会来——那么今天我们所说的种种争论在那时看来一定都是最没用最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