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制造业的坚守，换来的是危机中的一枝独秀和全球的艳慕目光。但其高端制造的形象和坚如磐石的实力，显然不是仅仅靠坚守就能实现的。毫无疑问，制造业正在激情重燃。
    放眼全球，从美国到英国，从印度到中国……制造业都在享受非同以往的礼遇。美国忙着将之前外包出去的制造型企业搬回本土，英国着手于利用创新和设计能力在全球制造产业链中占取有利地位，中国“十二五”规划瞄准高科技工业领域，就连原本希望直接进入服务型经济社会的印度，也制定了全国制造业发展规划。有谁还会再发出“让笨重的机器靠边站”这样的论调？有谁还会认为工厂是另一个时代的遗骸？
     因为一度抱着掘金般的狂热将金融和服务业与未来画上等号，几乎全球都在重新反思过往施行“去制造化”的弊端。

而德国无需这样做
    “1990年代，德国还被当成充斥着各种欧洲问题的典型而受到人们的嘲笑。”美国ARC顾问集团高级咨询师托马斯·门泽说。而今天，德国正以“为传统制造业正名”的姿态屹立。
    2011年，当欧洲各国仍深陷危机泥沼时，德国率先恢复景气，GDP增速逆势上扬3%，同期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7%，日本则为-0.7%。虽然在2012年前后也曾受经济大势拖累短暂低迷，但就在2013年9月2日，据市场调查机构Markit公布的调查显示：在国内外的强劲需求拉动下，8月，德国制造业PMI终值为51.8，达2011年7月以来最高，这暗示着制造业将提振德国三季度经济增长。（编者注：PMI即采购经理指数，是监测经济运行的及时、可靠的先行指标。其荣枯分水线为50。）这一世界经济偶像，再次展现出其巨大潜力。

高端制造的底气
    “德国制造”的优势不在于价格，而在于质量、解决问题的专有技术及优秀的售后服务等。
    关于德国制造的小故事俯拾皆是。与中国有关的最着名的一则莫过于齿轮的故事。据说2010年，三代生产齿轮的德国亨利安家族的一对父子，在游览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时，发现教堂钟表嵌有“J.F.WEULE”标识。这是德国100多年前有名的钟表制造商，当时，其齿轮正是由亨利安家族供应。而呈现在这对父子眼前的钟表仍在正常运转，20多个大小齿轮，从未经过维修只需定期涂抹机油，但每一个都如102年前那样严丝合缝。他们以专家的眼光作出判断：这些齿轮至少还能再用300年。
与顶着低端形象苦苦前行的中国制造不同，德国制造以“可靠、高品质”的高端制造形象傲视全球，被赞为“能把普通的金属敲打成震惊世界的科技奇迹”。实际上，“德国制造”的优势完全不在于价格，而在于质量、解决问题的专有技术及优秀的售后服务等因素。
    达成这一切，有赖于创新。“在德国，创新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就像许多基本的发明，如汽车、冰箱、扫描电子显微镜都有德国血统，不足为奇。”出身德国而专注于全球制造业管理咨询的诗道芬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丁·哈斯（Martin Haas）说。
     比如，在没见识过Lexion系列的联合收割机之前，千万不要妄下“农业机械没有技术含量”的判断。这种世界上效率最高的联合收割机由卫星和激光提供精确导航，每小时可收割60吨粮食。最厉害的是，依靠实时感应器，它可以测算每平方米土地的产量，并即时调整下一季施用的种子和化肥量。它们出自德国格拉斯公司（Claas GmbH），单价高于竞争对手1/3，但在市场上所向披靡。
     德国制造的创新多以研发为源头，绝无花活儿。德国人相信一句话：真正决定企业前途命运的是研究与开发，而不是别的不能把握的客观因素。这正是其产品更新速率及创新性令人惊讶的原因。全球着名管理咨询公司博思艾伦（Booz Allen Hamilton）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就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德国企业把研发支出超平均水平地提高了9%（全球为5.7%）。德国大众汽车无疑是其中最好的例证，在2008年以后的3年中，其仅用于研发新品的投入就达137亿欧元。
    当然，资金投入只是研发成功的基础保障。更重要的是，当无数企业为研发的市场转换率而头疼不已时，德国企业在研发源头即紧密结合客户需求，大大增强了研发胜算。此外，德国企业还极擅长通过严格的项目管理和智能模块化来系统地缩短研发时间，这显然保证了研发效率。
    “德国企业成功推出新产品的关键是前瞻性，它能够系统地识别并覆盖市场和客户的需求。”马丁·哈斯说，“中国企业在研发中有点儿浮躁，前期准备时间较短。而我们事先在研发项目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最终会得到成倍的回报。”
    与中国人奉行“一招鲜吃遍天”不同，讲求系统性的德国人从未止步于研发。尤其近些年来，德国较高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对全球化的认识，推动了德国制造走精益管理之路。通过精益管理，德国企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这部分覆盖了其高成本——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德国的5.56%——并使其达到了全球化对于生产标准化可复制的要求，以及确保产品的高品质。
    在德国，优秀的企业通常能实现年复一年超过10%的生产率增长。他们永无止境地进行流程优化，并不遗余力地推进产品管理智能化——比如借助在每个产品上植入芯片进行数据记录，对每个流程、每道工序都做到可追踪。值得强调的是，与最早实行精益管理的日本相比，德国更注重精益管理中领导力的作用，他们认为，唯此才能保证精益管理走向的正确。正如马丁·哈斯所说：“德国企业管理层会直接下到车间和员工捆绑在一起改进，员工看到领导都和我一起肩并肩，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改善？”
     与此同时，许多德国制造型企业经过多年生产精益后，根据精益管理的原则，调整研发、销售、采购、行政的组织结构，杜绝浪费的流程以及通过车间管理实现透明度、有效性 (做正确的事)和高效率(正确地做)被应用到公司内部的所有职能部门，将精益管理发挥到了极致。
    而因德国制造多擅长于工业领域，需要做产品安装维保等一系列工作，这造就了其另一大优势，即产品与服务完美结合。许多公司都不仅仅出售硬件，而且提供终身保修、系统整合和更新服务。这显然实现了很好的客户体验，而且通过频繁地接触更有利于收集客户的需求信息。
    不过，更重要的是，对德国制造而言，服务常常成为具有丰厚利润的补充业务。例如，欧洲规模最大的“重型拖车之王”德国史密斯公司（Schmitz Cargobull）在产品之外，还加入了金融顾问、终身维护合同和全球定位系统（GPS）货物监控。而截至2012年年底，德国杜尔，这一有着118年历史的全球最大汽车供应商，其附加服务产品EcoEMOS系统，已应用于20个国家的60多家汽车生产厂家。该系统从工厂各个生产环节的控制器上收集数据，对整个生产流程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测。仅这一方面，就为杜尔带来数千万欧元的销售额。“很明显,客户不只是想买产品，而是需要解决方案。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产品。”马丁·哈斯说。

专注缔造奇迹
    按照德国学者冉珊鹤的研究，美国代表的是一种寻求短期利润和个人财富的商人文化；而德国则代表了一种努力创造持久永恒产品的手工业文化。
    这是一个只有35万平方公里的国度，面积比云南省还要小。但德国，却孕育出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爱因斯坦等一批享誉全球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性格严谨、思维缜密，是公认的德国文化特征。这一文化特征贯穿到企业里，呈现出德国制造“小事大作，小企大业”，即不求规模大，但求实力强的显着特征。在德国，大到如宝马，小到各式中小型制造企业，大多为家族企业，而其创始人也多为科学家或发明家。出于对风险的把控以及对科技的真挚追求，他们几十年、上百年专注于一项产品领域，谋求长期发展，构筑成德国制造坚若磐石、屹立不倒的深层次原因。放眼望去，德国的百年企业比比皆是。即便进行国际化，德国制造也秉承同样的专注。
    “德国企业投资中国也只专注自己的产品，在德国制造什么，到中国也一样，来中国投资只是市场和生产的延伸。”德国最大的工业协会——德国机械设备制造联合会（VDMA）在华首席代表柯蝶芬（Ms. Stephanie Heydolph）说。
     专注的同时，伴随的是德国制造对适度而长期发展的追求。相应地，企业与员工之间关系紧密，也更长期化。
     “制造业尤其是工业制造，不但需要知识，更依赖经验的积累，这并非在短期内可以实现。因而德国制造企业往往希望工人在同一个企业工作的年份越长越好，这也是德国机械工业保持高质量的根本原因之一。”柯蝶芬介绍说。
     而给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夷萍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德企业家思维方式的不同。多年来，她往来于中德之间，曾帮助过很多德国企业进入中国，也帮助过中国企业收购德国中小型企业或到德国购买工业产品，对德国制造相当熟悉。
    “中国企业家比较在乎个人领导。但德国企业家看重与员工的交流，大家达成一致后，专注于目标不会朝令夕改。德国工人有很强的主人翁意识，认为企业有问题的时候需要提出来，他也要知道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夷萍说。
    夷萍还记得一个有趣的案例：一个中国的企业家收购了德国某个企业，并扔给该企业一个年增长20%的目标，但是德国的总经理却说，我们要坐下来谈一下如何来增长，市场情况如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投资计划是什么。可这位中国老板对这些问题一个都答不出。夷萍感慨，对中国企业来说，除了创新和研发要以客户为导向外，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以及职业经理人的塑造和建立老板与经理人互信上，德国制造也值得中国企业学习。

系统性氛围的力量
     从企业个体层面看，德国制造有诸多可学习之处。而围绕其整体系统性的氛围构筑，也颇值得中国制造借鉴体会。
     同为经济、制造业和进出口大国，同样拥有勤劳智慧的劳动者，一边是德国在制造业上保持高端，称霸世界；另一边是正在成长中的中国制造负重前行。从企业个体层面看，德国制造有诸多可学习之处，而围绕其整体系统性的氛围构筑，也颇值得中国制造借鉴体会。
     在夷萍看来，知识产权的保护首当其冲。“没有保护，就没有创造的动力。”她说。这一点也从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需求中得到了验证。“不管已经在中国投资还是正打算投资的德国企业，咨询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柯蝶芬说。
    与中国相比，德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显然完善很多。不但如此，他们还奉行严格的标准化。在德国，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一向很强，这包括各种金融税收以及研发政策，还有长期以来实行严谨的工业标准和质量认证体系、监督体系——着名的国际ISO标准就是参考有近百年历史的德国工业体系标准设立的。明晰的标准有效协调了本土企业间的竞争，确保了“德国制造”的高质量，并整体提升了“德国制造”的竞争力。
    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标准的起草，通常是落到各个行业协会来执行的。这些协会虽然多是非政府组织，但相当活跃，完全站在企业立场上，提供各种产业资讯，构筑起会员企业交流和互助的桥梁，并在需要时，以代言人形象与政府交涉，为会员企业争取利益。
     柯蝶芬供职的德国机械设备制造联合会（VDMA）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一德国最大的工业协会是个非盈利组织，在德国已有120年历史。目前他们在欧洲有3100家会员企业，代表着约97万产业工人，其中80%的会员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在德国本土，其代表处分散于各州，海外触角伸及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日本等诸多国家。
    类似这种组织无疑为德国制造提供了诸多便利，尤其让中小企业赢得了公平发声的可能。“比如一个只有20个人的企业，影响力一定很小，可他加入VDMA就不同了。政府在制定有关政策时，对一家小企业可以不在乎，但代表3100家企业的VDMA的呼声，政府往往非常重视。”柯蝶芬说。诸多小企业通过行业协会联合成一个大集团，可以与德国政府“讨价还价”。
     非但在国内，类似的协会在德国制造走出去时亦能为会员提供有力的帮助。德国企业投资中国，工厂具体该在哪里选址，该建立合资企业还是独资进行，诸如此类问题都可以找VDMA的在华代表处咨询。后者甚至解答过诸如“大连港口进口的最大部件允许的尺寸是多大”、“北京有没有合适德国孩子的学校”这样的细致甚至生活化的问题。
     除了企业自身“组团发展”外，不得不提的还有久负盛名的德国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其为德国制造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富有活力和高水准的技术工人。
    据夷萍介绍，德国学生大约自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分班。一部分人奔着大学去，大部分人则瞄准技术工人，接受双轨制职业教育。所谓双轨，即由学校和企业联合展开职业教育。前者传授理论知识，后者为学生安排到一线实习和培训。每周，学生对二者的时间分配比例大约为1∶2。职业学校教育费用由国家承担，企业实践培训费用由企业承担。如此体制有效保证了制造业所需的高技能。当然，选择做技术工人并非一条不归路。想再回大学读书仍有通道，且其薪酬水平与白领相差无几，同样享受年假等福利。所以很多技术工人一干就是一辈子，和公司感情深厚。同样地，企业非常注重员工的感受，谋求与员工共同发展。对比来看，中国员工无“常心”，流动性大，技能低下，板子实在不该只打在员工和企业的屁股上。